存在了二十年的特权牌号"O"牌，正在淡出公众视野。

　　近日，贵州公安部门宣布：到4月30日，"贵O"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。武汉市公安局也宣布沿用了18年的"鄂O"公安专段号牌，将被"鄂A"普通号牌取代。据初步统计，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"O"牌。

　　作为公安专用号码，"O"牌出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后因为一些政府部门、职权部门广泛使用，逐渐异化为了一种特权符号。22个省份取消"O"牌本应是一件大快人心的改革，但也有部分公众感到担忧。

　　"O"牌取消，原来的挂牌车无非有两个选择：一是继续以其他方式和民用车加以区分，如划分号段或"尾号识别"，这相当于只给特权车换了个"马甲"；二是将车牌混入民用车牌中，完全看不出公车还是私车，这又增加了公众监督的难度。人们担心，如果"摘车牌"和"禁特权"不能画上等号，那么不但改革在原地兜圈，公众的监督成本也在无形中增加了。

　　这种忧虑其来有自。去年一些部门停止了月饼、红酒等节礼的采购，礼品网站推出的"礼品个性化定制"却受到了青睐。今年有数家央企都在公开的年报中清零了"招待费"这一项，却偷偷将前者放置在了"其他"项目中以瞒天过海。于"八项规定"风劲弓鸣、"三公改革"疾风骤雨背景下，权力滥用和寻租的冲动仍然能找到出口，各种换汤不换药的落实措施应时而生，这不能不让公众顾虑：摘"O"牌易，禁特权难。

　　公众的担忧也是改革的诉求。短期看来，应该明确"道路优先权"的适用范围：哪些车辆在何种公务情况下才能使用，滥用优先权的监督和惩处措施又有哪些。不能将优先权的识别笼统地等同于对特殊号段的识别，更不能将优先权异化为"官车至上"。从长远看来，特权车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公车改革的子命题，特权车的式微势必会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的落实进程同步。只有"取消一般公务用车"的精神变为现实，"社会化、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"建立，特权车问题才可能被釜底抽薪。

　　十八大之后，"三公"改革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由"改不改"转变为"如何改"。在这个语境下，那些仅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作用、仅有原则表态而无操作可能的改革措施，必然要面临舆论的炙烤。这也给取消"O"牌的各地提了个醒："摘车牌"只是开始，"禁特权"还要棋看后招。